1999年12月31日，叶利钦在新年致辞中突然宣布辞职，将总统职权交给普京。这个曾主导苏联解体、推行休克疗法导致俄罗斯经济崩溃的政治强人，最终以"健康原因"体面退场，未受任何法律审判。这一看似突兀的结局，实则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治生态、权力结构与国际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。从1991年八一九政变的政治投机到1999年权力交接的精心布局，叶利钦的"全身而退"揭示了转型国家权力运行的深层逻辑。

1993年叶利钦炮轰议会大厦后，通过新宪法确立了超级总统制。这部宪法赋予总统解散议会、任命政府、控制军队等近乎独裁的权力，却未设置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。更关键的是，宪法第93条规定"总统在任期内享有不受侵犯的权利"，这为叶利钦的豁免权埋下伏笔。尽管1999年国家杜马曾发起弹劾动议，指控其"叛国""滥用职权"等五大罪名，但因未达到三分之二多数而失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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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利钦辞职前，与普京达成秘密协议。2001年2月生效的《关于俄联邦卸任总统及其家庭保障法》明确规定：叶利钦及其家人终身享有政治豁免权，任何机构不得调查其财产来源，不得追究在职期间的刑事责任。这一法律的通过，既是普京对叶利钦"政治遗产"的继承，也是权力交接的必要代价。正如普京所言："没有叶利钦的选择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"

叶利钦的政治根基建立在与寡头、军队和官僚集团的利益捆绑之上。1996年总统选举期间，七大寡头联合出资3亿美元助其连任，作为回报，叶利钦默许他们通过"贷款换股权"计划鲸吞国有资产。这种"权钱联盟"形成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，任何对叶利钦的审判都可能引发系统性政治风险。

军队的态度至关重要。1993年炮打议会时，叶利钦通过向军官发放住房、提高待遇等手段换取支持；1994年车臣战争爆发后，他又以"维护国家统一"名义获得军方效忠。当1999年杜马发起弹劾时，国防部长谢尔盖耶夫公开表态："军队只服从宪法和总统。"这种态度使得反对派不敢轻举妄动。

官僚体系的稳定性也是关键。叶利钦执政期间，通过频繁更换总理（1998-1999年更换7任）和地方长官，确保官僚集团对其个人效忠。尽管腐败横行，但庞大的行政网络仍能维持基本运转，为叶利钦提供了政治缓冲空间。

西方国家对叶利钦的支持是其免于审判的重要外部因素。1991年八一九政变期间，美国国务卿贝克公开表态支持叶利钦，称其为"民主力量的代表"。此后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向俄罗斯提供226亿美元贷款，条件是加速私有化改革，这实际上是为叶利钦政权输血。

叶利钦的亲西方政策符合西方利益。他推动北约东扩、允许美军进驻中亚，并在车臣问题上向西方妥协。这种"一边倒"外交虽损害俄罗斯利益，却为其赢得国际政治资本。1994年叶利钦甚至提议俄罗斯加入北约，尽管被克林顿拒绝，但此举巩固了其在西方眼中的"改革者"形象。

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也为叶利钦提供了保护。车臣战争期间，俄罗斯面临分裂风险，西方虽批评其人权记录，但更担忧伊斯兰极端势力扩张，因此默许叶利钦的军事行动。这种"战略模糊"使得国际社会对其国内政治清算保持沉默。

叶利钦的"全身而退"本质上是俄罗斯政治转型的代价。苏联解体后，国家陷入制度真空，任何政治清算都可能引发更大动荡。普京上台后，选择"稳定优先"策略，通过赦免叶利钦换取其支持，同时打击寡头、重建中央权威。这种"选择性遗忘"是转型国家常见的政治智慧。

民众的态度也起到关键作用。尽管叶利钦的休克疗法导致经济崩溃（1998年GDP较1991年下降45%），但多数人更恐惧回到苏联时代。2000年民调显示，61%的俄罗斯人认为"叶利钦的错误是必要的代价"。这种集体记忆的选择性重构，为叶利钦的历史地位提供了社会基础。

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具有时代性。叶利钦的"全身而退"看似侥幸，实则是俄罗斯从极权向威权转型的必然产物。他的存在象征着旧秩序的瓦解，而他的退场则标志着新秩序的建立。正如普京在叶利钦葬礼上所言："他结束了一个时代，也开启了一个时代。"

叶利钦的政治生涯充满矛盾：他以反特权起家，却缔造了新的特权阶层；他推动民主改革，却建立超级总统制；他试图融入西方，却使俄罗斯陷入地缘孤立。这种矛盾性恰恰反映了转型国家的困境：在破旧立新的过程中，往往需要以某种形式的"历史妥协"换取稳定。

从斯大林到叶利钦，俄罗斯始终未能摆脱"强人政治"的窠臼。叶利钦的"全身而退"并非个例，而是威权体制下权力交接的典型模式。他的故事提醒我们：政治转型不仅需要制度设计，更需要社会共识的构建；历史的进步往往伴随着阵痛，但如何将阵痛转化为前进的动力，仍是所有转型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。

发布于：广东省